1948年，一份战报送到最高层。伤亡一万五千人，整整七十二天。
换来的，不是追责，不是沉默，而是一封电报——向全军推广这场仗的打法。很多人看了数字，心里直发凉。
可毛泽东的判断是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。这话，究竟是怎么来的？
战略棋局：为何非打临汾不可
1948年的早春，晋南大地已经基本落入解放区的版图。但有一座城，像根钉子，死死扎在那里，拔不掉，绕不开。
这座城叫临汾。
临汾这个地方，当时有个别名叫“卧牛城”。城墙高大，壕沟宽深，碉堡群一圈套一圈。但这不是它最麻烦的地方。最麻烦的，是它卡住了同蒲铁路的咽喉。这条铁路，是晋南整个解放区南北连通的主动脉。临汾一天不打下来，这根动脉就被人掐着，随时可以出血。
翻开当时的史料，临汾城是当时同蒲铁路枢纽，也是汾河下游物资集散中心和晋南战略要地，是国民党军在晋南固守的重要战略据点。这话说得四平八稳，但背后的意思很直接——你不打它，它就一直是块绊脚石。
城里的守军也不是软柿子。驻守临汾的有国民党太原“绥靖"”公署所属的第66师、西安“绥靖”公署第30旅及8个保安团，共2.5万余人。国民党守军构筑起由外围警戒阵地、护城阵地、外壕和城墙主阵地，以及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组成的4道防线，阎锡山视此坚固工事为“铜墙铁壁”。
阎锡山这个人，搞防御工事是有心得的。他知道临汾重要，所以一层一层往上叠。外面有警戒线，里面有护城阵地，再往里是外壕，最后才是城墙。城里还挖了地道，随时可以反击。总指挥梁培璜放话，就算李自成当年都没打进来，你们解放军能怎么着？
这话说得有点狂，但也不是没有底气。
解放军面临的现实是很骨感的。 重炮数量严重不足，参战部队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刚整编的地方武装，正规攻坚经验几乎为零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一支经验不足、火力不够的队伍，去啃一块别人专门为防守设计的硬骨头。
但不打不行。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，晋冀鲁豫军区为配合中原、西北战场作战，孤立晋中和太原之敌，遂发起临汾战役。此役拔除了国民党军固守晋南的最后一座孤城，为我军北上晋中消灭阎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这场仗，从一开始就没有退路。
战前部署：以弱击强的决心与准备
1948年2月3日，中央军委下了决定。
徐向前
成立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临汾前方指挥所，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、第13纵队、炮兵团和太岳军区8个团及晋绥军区2个旅共5.3万余人，进攻临汾。前方指挥所计划三面攻城，第8纵队部署在城南，第13纵队部署在城东，太岳军区部队位于城北。
徐向前是个很务实的指挥员。他看了临汾的地形，看了手里的兵力，也看了仓库里的武器。他知道，靠重炮轰开城墙这条路，走不通。没有足够的大口径火炮，你就是对着城墙打一天，人家城墙还在那儿。
那怎么办？挖。
临汾战役，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
坑道爆破——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。 把地道挖到城墙底下，装上炸药，一炸，城墙塌，突击队冲进去。这不是什么新鲜战术，古代攻城就有这个法子，但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把地道挖进去，难度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事。
在正式打响之前，徐向前做了一件事——训练。
徐向前针对临汾城防坚固，攻城部队刚刚扩编、作战经验少、攻坚火器缺乏、天气寒冷等情况，要求部队普遍开展“土工作业、连续爆破、破坏外壕、坑道作业、攻击碉（地）堡、打开城墙突破口、竖梯攻城、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和纵深战斗及步炮工协同”等攻城训练。
这份训练清单，拿到今天看，每一条都是考点。哪条没练熟，上了战场就是白白牺牲。但光练还不够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——门板。
这听起来像个小事，但当时是大事。
坑道作业要推进到城墙底下，沿途必须有遮蔽物，否则白天根本无法作业，人站在里面就是活靶子。经过测算，作业所需门板，数量高达十万块。
十万块门板，哪里来？答案是：老百姓。
后勤司令部在中共临汾专区的协助下，对当地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，并制定具体政策：一是门板一律写上地址和姓名；二是作战后物归原主，如有损坏，政府给予适当赔偿。一周内，群众献出12余万块门板，并捐献大量作业器材，保障了作战需要。矿工们直接参加坑道作业，与部队官兵并肩战斗。
12余万块门板，一周就凑齐了。 这个数字背后，是一家一家老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、写上名字，送到前线去。战争结束后，有70%的门板原物归还，30%损坏的政府赔偿。这个细节，值得记一笔。
战争能打多远，很多时候取决于后面站着多少人。
七十二昼夜：地上地下的双重厮杀
1948年3月7日清晨，临汾战役正式打响。
我军第8纵队第24旅迅速攻占城南飞机场，击毁敌运输机两架，切断国民党军空运线。至22日，攻城部队夺取城外守军大部主阵地，扫清外围据点，紧逼城垣。
第一步棋走得还算顺。飞机场拿下，空运线断了，梁培璜的外部支援渠道被掐掉一条。但这只是开始，后面的硬仗才是真正的考验。
外围的碉堡群，才是最磨人的东西。
每一座碉堡，都是一个独立的火力点。要拿下一座，就得有人冲上去，用炸药包、用手榴弹，有时候甚至得用刺刀。打下一座，转过头来，敌人可能趁夜又反扑回来。白天打下去的，夜里再打回来，反反复复。不少连队打几次冲锋，建制就被打残了，只能边打边补充兵员。
徐向前针对守敌“边打边逐次撤退、城防坚固极难突破”等特点，命令部队采取挖掘坑道迫近等战术手段接近城垣，并根据临汾城北地势较高、城西紧靠汾河、城南火力密集、城东地形复杂等情况，适时调整部署，改变从东、南、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，决定重点攻击城东和城北。
这个调整，是基于实战，不是坐在指挥部拍脑袋做出来的。城南打不动，就把力量集中到城东和城北，哪里能打，就往哪里压。
然后是东关攻坚，这是整个战役最关键的一环，也是最惨烈的一段。
第13纵队第38旅负责主攻东关。 坑道挖好了，炸药放好了，引爆。但爆炸没能完全打开缺口。部队发起三次猛攻，三次都没能拿下。这三次冲锋，不是走过场，是实打实的冲锋，每一次都有人倒在缺口前。
配合作战的第39旅，去打敌人视为“生命线”的电灯厂。
经连续坑道作业和接连爆破，于26日晚占领电灯厂。这个电灯厂，是东关守军的照明和通讯核心，拿下它，等于戳瞎了守军的一只眼睛。
但东关还没落。
前指重新调整部署，把第8纵队第23旅调到城东北，依托电灯厂的断墙，重新开始挖坑道。方向换了，工作量重新开始算。
这段时间，地下发生的事，不比地上少。
敌军吸取东关失守的教训，相继采取“挖掘防御坑道、炸塌我方坑道、展开对挖、抢先爆破、听音辨位、施放毒气弹和燃烧弹”等方式实施反坑道作战。我攻城部队克服土工作业缺氧、发出声响和不易掌握方向等一系列困难，想方设法消音、防毒，与敌军对挖、对听、对炸。全体指战员用刺刀、瓦块、手指挖掘主坑道15条，掩护坑道40余条。
用刺刀挖土，用瓦块挖土，用手指挖土。
这句话，值得停下来想一想。不是一个人这么干，是一群人，在狭窄漆黑的地道里，弯着腰，用能用上的一切工具往前掘。周围是土，头顶随时可能塌，旁边敌人的反坑道也在往这边挖，一旦听见动静，两边就要在地下直接对上。
不只是体力的消耗。那种黑暗中的等待，那种不知道对面什么时候会打过来的压迫感，才是真正磨人的。
有几次，坑道已经快挖到城墙底下了，被敌人的反坑道发现，直接炸塌。十几天的工作，一夜之间变成一堆碎土。战士们只能从头开始，调整方向，重新来过。
这种循环，在临汾反复上演了数十次。
地面上同样不轻松。第8纵队第24旅旅长王墉，在前沿勘察敌情时中弹牺牲。他是整场临汾战役中我军阵亡的最高级别指挥官。解放后，临汾人民在城中广场为他立了雕像。临汾旅的前辈们的光荣在这个集体中被完整保存并发扬光大。
1948年4月10日傍晚，东关总攻发起。4月10日傍晚，我军顺利爆破城墙，炸开两个缺口，战至11日上午，歼灭敌第66师大部，攻克东关。
东关落了。但这只是打开了城门，里面还有主城。
主城的坑道作战，比东关更难。敌人有了东关的教训，防御更加严密。我军的坑道每向前掘进一米，都可能遭遇反坑道的干扰或破坏。一万斤炸药，要靠人力一点一点运进地道药室。
5月16日黄昏，23旅旅长黄定基亲自指挥坑道作业最后一环——运送和装填炸药。数百名官兵手把手将1万公斤的炸药运送到药室，为避免炸药受潮，纷纷脱下衣服，盖在炸药上。为使炸药充分发挥效力，黄定基命令用麻袋装土把药室未装满的空隙填满夯紧，把坑道底部用土堵塞一段距离。
炸药受潮就哑火。为了让这一万公斤炸药在引爆时充分发挥效力，战士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上面。那是1948年5月的晋南，夜里还凉。
1948年5月17日，总攻时间到。
17日晚，爆破成功后，我军严密组织爆破、火力、突击协同，保证在突破关键时刻能及时投入后续梯队。爆破点火由旅长亲自负责，冲击发起后，各火力掩护分队同时对突破口两侧敌军火力点压制射击，冲击分队连续爆破，炮兵在起爆前后集中火力压制敌军炮兵，在突破后形成绝对优势，保证攻城部队突入城中。敌军很快失去控制，各自为战，于当日24时被全部歼灭。
临汾，落了。
1948年5月17日，解放军太岳、晋绥军区部队在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中，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，俘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，控制了晋南全境。
梁培璜出西门，过汾河，想跑。没跑掉，在汾河岸边被追上，活捉。那座他守了七十二天、放话“铜墙铁壁”的城，就这样没了。
七十二个昼夜，一万五千人的伤亡。城头插上红旗的时候，很多人没能活着看见。
中央评价：为何以一万五千伤亡换来“大胜利”
战报送到北京，数字摆在那里：伤亡一万五千余人，历时七十二天。
换任何一个普通标准来量，这都不是漂亮仗。伤亡太大，时间太长，消耗太重。不少人心里会有疑问：这算胜仗？但毛泽东的判断不同。
1948年6月1日，毛泽东专门致电东北野战军，向各部队推广临汾一战的经验。
电报里怎么写的？
毛主席在电报中写明：“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，我以九个旅（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）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，费去七十二天时间，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，终于攻克。我军九个旅（七万人）都取得攻坚经验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。”
九个旅，七万人，全部取得攻坚经验。
这才是关键。
伤亡是代价，但经验是收益。而这个收益，不是锁在档案里的纸面总结，是实打实的、从血里泡出来的战场经验——怎么挖坑道，怎么对付反坑道，怎么在重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啃开一座坚城。
电报里还有更具体的总结：
“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，敌人非常顽固，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。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，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，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。”
“地道下之地道”——这是整个临汾战役最核心的技术突破。不是正面硬打，不是等着大炮来解决，而是在地下博弈，用坑道克制反坑道，用更深的地道去绕开敌人的破坏。
这个经验，在当时意味着什么？
1948年下半年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。辽沈、淮海、平津，一场接一场的大战摆在面前。
很多都是攻打国民党重兵据守的大中城市，都会面临坚固工事、多重防线。临汾打出来的那套坑道攻坚体系，就是后面这些仗的教材。
伤亡换来经验，经验保住后来更多人的命。这是毛泽东把这一仗定性为“大胜利”的真正逻辑。
新华网的军事史料文章对这场战役的总结是：临汾战役，是一场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艰苦卓绝的攻坚战。攻城部队在火力不足情况下，通过采取长时间、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坑道作业与爆破战法，以攻坚克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克服坑道狭窄、容易塌方、阴暗潮湿、呼吸困难等不利条件，以堑壕对堑壕、以地堡对地堡、以坑道对坑道，彻底粉碎了守敌固守企图，攻克了“打不破的铜墙铁壁”临汾城。
战后，第8纵队第23旅被授予“临汾旅”荣誉称号。
1948年，该部被中央军委授予“临汾旅”荣誉称号。
这块牌子，不是随便给的。“光荣的临汾旅”奖旗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由徐向前元帅亲自授予该旅旅长和政委的。
荣誉称号在我军体系里是一种极高的集体奖励。能以城市名命名一支部队，在解放战争史上极为罕见。这既是对二十三旅战斗表现的肯定，也是对整场临汾战役历史价值的标记。
战役遗产：从临汾到全国解放的历史连接
临汾打下来之后，晋南的格局彻底变了。
这次战役解放了全晋南，使吕梁和太岳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。两个解放区打通了，同蒲铁路南段握在手里，整个战略态势从被动变成主动。但临汾的意义，远不止打通了一条铁路。
战役经验才是这场仗留下来最值钱的东西。
怎么对付多层碉堡？怎么组织坑道作业？怎么破解敌人的反坑道？久攻不下的时候，如何稳住军心？这些问题，在临汾打了七十二天之后，全都有了答案。这些答案，通过电报、通过总结，传遍了全军。
而且，打完临汾，部队没有休整。
1948年5月17日解放临汾后，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之八纵、十三纵、十五纵和吕梁部队、北岳部队各一部在徐向前司令员的指挥下，没有休整，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，在6月初发起了晋中战役。晋中战役仗打得十分漂亮，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好的战绩。
晋中战役，打得漂亮，代价很小。 前后对比，不是巧合。经历过临汾的部队，已经知道怎么打这种仗了。他们把临汾学到的，用在了晋中。
这就是徐向前后来总结临汾战役的三句话的真实含义：“伤亡大，胜利大，锻炼大。”
三个“大”，缺一个，这场仗就讲不完整。只讲伤亡大，就是在说代价；只讲胜利大，就是在报喜；只讲锻炼大，就是在回避牺牲。三个放在一起，才是这场仗的全貌。
“临汾旅”的荣誉，也跟着历史一起往后走。
解放后，“临汾旅”又在抗美援朝、国防建设、抗洪抢险等战斗中屡立战功，向世界展示我军威武、文明、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，成为“中国陆军的窗口”。
那些战士脱下来盖在炸药上的衣服，那些用手指往前刨的土，那些没能看见城头插上红旗就倒下去的人——他们留下的，不只是一个地名，是一种打法，是一套被后来无数场战役验证过的经验。
后世很多军事教材，把临汾攻坚战当成经典战例收录进去。 它告诉人们，胜利不总是速战速决，也可以是七十二天的死磕，是地下看不见的角力，是一次又一次被破坏、又一次又一次重挖的坑道。
那封毛泽东发给全军的电报，最后落脚在一个判断上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。
现在再来看这句话，不难理解了。
意义，不在于城墙炸开的那一声巨响，不在于梁培璜被活捉的那一刻，而在于七十二天里，九个旅、七万人用血和泥摸索出来的那套答案。那套答案，后来照亮了更多的城。
临汾，就这样，不只是一座城的名字，也不只是一场战役的代号。
它是一页教材专业配资交流论坛网，一块勋章，也是一道铭文——刻在那些没能走出七十二个昼夜的人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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